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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准确把握诫勉谈话的尺度和温度

时间:2019-08-22 09:57 ??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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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诫勉谈话作为彰显组织严管厚爱的一项重要的党内谈话方式,既强调“诫”的严肃,注重警示作用,又强调“勉”的关怀,注重激励作用,体现了我们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的有效手段,也是用好第一种形态的重要抓手。

  党的十九大以来,各级党组织认真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对违纪行为轻微或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诫勉谈话,起到了良好的临界预警作用,保护了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但是,一些地方在实践操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适用规定不明确,“诫”的尺度不精准;程序不规范,“勉”的温度不暖心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诫勉谈话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如何准确把握诫勉谈话的尺度和温度,使其真正触及谈话对象的灵魂,达到抓早抓小、治病于初萌的目的,在做细做实日常监督,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中更好地发挥利器作用?近期,本刊记者采访有关部门专业人士,深入部分省、市、县(区)、镇(街),对话多位党委、纪委、党的工作部门的谈话主体及谈话对象,解读政策规定、剖析问题原因、反映地方探索,推出系列调研文章并形成专题,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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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调查

诫勉谈话不该只是一道程序 / 李靔?

诫勉之要在于触及灵魂 / 白广磊?

诫勉谈话主责在党委 / 李靔?

诫勉谈话不能一谈了之 / 白广磊?

观点 ●?在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中体现严管厚爱 / 王兴宁?

探源 ●?诫勉词源探析与诫勉制度的形成发展 / 苏绍龙?

评论 ●?从诫勉谈话工作看“三转”的持续深化 / 本刊评论员?


系列调查 1

诫勉谈话不该只是一道程序

本刊记者 李靔


  说起自己半年前因失职失责被诫勉谈话时的场景,张平的印象已经有些模糊了。他只记得自己大老远赶到谈话点,工作人员告知他诫勉决定并简单指出他的问题后,几分钟的“谈话”就结束了。组织为什么最终给了自己诫勉谈话处置,张平至今也不是很明白。在他看来,这个诫勉谈话更像是一道告知结果的程序。

  采访中记者发现,类似做法在各地并不鲜见。有的地方诫勉谈话甚至省去了谈话环节,直接以书面形式完成通知、填表、报告等整个流程。至于前述事情中为什么省略谈话环节,该地纪委监委纪检监察室一名同志说,之前调查核实时已经谈了很多次,谈话对象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因此诫勉谈话时就没必要再谈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诫勉谈话?

  诫勉谈话是针对党员干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或轻微违纪行为所作的一种处置方式,它既要有“诫”的严肃,发挥“棒喝”的警醒告诫作用,也要有“勉”的温度,体现组织教育挽救的关怀,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重要体现。可以说,诫勉谈话是斩断破纪甚至破法通道的重要关口,发挥着临界预警作用,决不该只是一道程序。

  早在2005年,中央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党的十八大后相继印发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等党内法规都对诫勉谈话作出了明确规定。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诫勉谈话逐渐成为各级党组织特别是纪检监察机关加强日常监督的重要手段,这从一些地方近年来诫勉谈话人数的持续增长可见一斑。以四川省达州市为例,该市纪检监察机关2006至2015年10年间共诫勉谈话106人,2016年诫勉谈话52人,2017年238人,2018年575人。

  但应该看到,由于对诫勉谈话的认识存在偏差,一些地方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把诫勉谈话当成了“拉家常”,导致同一类问题在谈话对象身上反复出现;有的把诫勉谈话当作替代党纪处分或组织处理的一种方式,定性量纪缺乏规范性;有的将诫勉谈话作为推动工作的手段,对迟到早退以及上班时间网购、吃饭等问题使用诫勉谈话。凡此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诫勉谈话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诫勉谈话是一项十分严肃的事情,它虽然不同于党纪处分,但也不同于一般的谈心谈话。”在四川省达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熊隆东看来,诫勉谈话是一种“个性化教育”的思想政治工作,既要讲规范,更要讲政治。

  为了防止诫勉谈话走过场,一些地方通过出台相关制度规定,从谁来谈、谈什么、怎么谈等方面对这项工作进行了规范。

  在谈话主体的确定上,大多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由诫勉谈话对象的职务层次和具体岗位确定适当的谈话人。如陕西省西安市纪委2016年出台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实施办法,针对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其他党员干部3类对象,分别明确了诫勉谈话的主体。其中,对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一般由上一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作为谈话人,也可由上一级纪检机关负责人、组织人事部门主要负责人来谈,以此体现诫勉谈话的权威性。

  在谈话内容上,陕西省渭南市纪委监委规定,诫勉谈话要一针见血指出谈话对象的问题,告知其违反了哪些纪律规定,对问题造成的后果和危害进行分析,让谈话对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明确提出整改要求,体现“诫”的力度。同时,把握谈话对象的情绪,做好心理疏导,鼓励其放下包袱、轻装前行,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进取、担当作为,彰显“勉”的温度。

  “什么情形适用诫勉谈话,需要全面分析、综合考量。”四川省成都市纪委监委第十二纪检监察室干部吕卓介绍,今年初,他们经过核查发现,一名分管副局长对下属违反“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等问题监管不力,负有领导责任。市纪委监委综合考虑违纪事实、违纪原因、危害影响、认错态度、一贯表现等因素,认为该副局长的行为属于轻微违纪问题,可以免予纪律处分,就对其进行了诫勉谈话。

  综合考量,是多地严格诫勉谈话适用标准的普遍做法。比如,安徽省重点从突出“关键少数”、把握时间节点、掌握数额情节、区分态度表现、体现容错纠错、注重处理效果等6个方面考虑诫勉谈话政策把握尺度;甘肃省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综合分析研判,既不降低标准宽松处置,也不随意拔高处理档次。

  为防止自由裁量权过大,一些地方从程序上对诫勉谈话的规范性进行保障。天津市纪委监委要求严格审批权限和集体讨论,需要进行诫勉的,由承办部门提出具体意见,层报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批准后,提交监督检查审查调查专题会议研究决定;诫勉对象为市管各部门和各区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还应报市委书记批准。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在纪委常委会研究之前,采取“双审双签”,由案管部门、审理部门分别审核、出具意见、签字背书,凸显诫勉谈话的严肃性和约束性。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各地使用诫勉谈话措施最为集中的,是不担当、不作为和“四风”问题,特别是在“三大攻坚战”中的失职失责行为,使之成为许多地方开展政治监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的有力抓手。比如,2018年以来,四川省达州市纪检监察机关共开展诫勉谈话776人次,其中针对脱贫攻坚领域问题136人次,环保领域问题78人次,针对侵害群众利益问题500余人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9人次。

  地方的这些探索,对于找准诫勉谈话定位、保证谈话质效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不少同志坦言,由于制度不够明确具体,领导个人认识水平、能力素质参差不齐等原因,诫勉谈话认定不严格、操作不规范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基层,随意性比较强。

  鉴于此,接受采访的地方、部门同志建议,应进一步完善诫勉谈话相关制度规定,细化适用情形、操作流程,必要时可提供具有借鉴性的典型案例,为精准运用诫勉谈话措施、规范开展诫勉谈话工作提供具体可行的制度和实践依据。




系列调查 2

诫勉之要在于触及灵魂

本刊记者 白广磊

  一次没有谈通谈透的诫勉谈话会带来什么后果?作为镇党委书记的张云算是“领会”了。

  2018年初,巡察发现,张云所在镇有8个村违规向企业收取协调费。问题查实后,5名村支书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十几名镇村干部被诫勉谈话。当地纪委随后对这起问题进行通报曝光,这一曝光不要紧,问题来了。

  由于收取协调费在当地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一名村干部因此对组织的诫勉谈话处置口服心不服。本以为谈完话就算了结,没想到还被点名道姓曝光,让他感到“出丑丢脸”,于是便把心里的不满发泄了出来。“找镇党委、镇纪委闹,还到区里闹访”,谈起这件事,张云仍一脸无奈。经镇里反复做思想工作,最终才让这名干部息访。

  采访中,多位地方同志反映,像这名村干部这样在诫勉谈话后不领情、不认可,口服心不服的现象并不少见。从记者采访情况来看,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混淆概念。有干部把诫勉谈话当作提醒谈话、批评教育或其他一般性谈话,导致诫、勉双失或偏废其一。谈起来要么“诫”不够,成了“拉家常”,没有起到警醒作用;要么“勉”不足,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甚至随意指斥、粗鲁训话,让诫勉对象感受不到组织的关怀和帮助,没有起到教育挽救作用。

  二是针对性差。有的地方由于前期工作准备不足,导致问题剖析不深,整改要求不明,多浮于表面“为谈而谈”。有干部开展诫勉谈话不注重灵活运用方式方法,谈起来简单草率,看似该谈的都谈了,实际上却流于形式。

  三是偏离目的。有的干部谈话时,要么告知诫勉对象原本要立案给予处分,但最后给予诫勉谈话,算是“从轻发落”,以换取对象见好就收;要么威胁诫勉对象若不认错就上处分、重处理,让对象畏难而退,使得以教育、挽救为目的的诫勉谈话违背了本意。

  诫勉谈话是做人的工作,是严肃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既强调“诫”的严肃,注重警示作用,又强调“勉”的关怀,注重激励作用。诫勉之要在于触及灵魂。只有诫、勉双施,使诫勉对象思想有震动、灵魂受触动,才能真正认错、改错。

  如何使诫勉谈话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成为“个性化教育”的思想政治工作?许多地方同志认为应该注重在以下几个环节下功夫、求实效。

  做好充分准备。从黑龙江、天津、山东、广东、甘肃等地做法看,主要包括详细摸底谈话对象个人情况、全面熟悉案情、按照“一人一策”制定谈话方案。浙江省丽水市纪委监委针对15种需要进行诫勉谈话的情形进行细分,从诫勉对象的特点分析,重点了解其成为诫勉对象的原因,从思想、工作、作风、知识、能力、成长经历等方面深入分析其违纪的根源和性质,确保谈话见人见事见思想。

  明确谈话方向。诫勉,诫字在前。四川省成都市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干部何忠辉对此的理解是,点透说清问题,让诫勉对象认错,是诫勉谈话的必谈内容和首要目标,也是其严肃性所在。不谈问题,不围绕问题点明性质、分析原因、指出危害、要求整改,谈话就容易谈空。记者在采访中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一位干部在接受谈话时,谈话人从全面从严治党到党风廉政建设,从他的工作经历到日常表现,前前后后谈了近两个小时,才让这名干部弄清楚自己为什么被叫来谈话。

  注重谈话技术。在诫勉谈话中,对力度、节奏、策略和方法的把握和使用,一定程度上会对整个谈话的走向、实效产生直接影响,必须因人因时施策,讲究方式方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海关总署纪检监察组在谈话中就着眼“听”,耐心倾听诫勉对象陈述,从解释说明的语气、神态中捕捉有价值的信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指出危害。黑龙江省纪委监委在谈话中着眼“问”,通过适当方式引导诫勉对象倾吐心声,了解其思想状态和现实困难,适时调整谈话策略,实现在互动中问题越说越清、道理越辩越明、困惑越谈越少。

  改善谈话环境。过去一些诫勉谈话由于氛围比较严肃压抑,给一些谈话对象带来心理负担。针对这个问题,陕西省改建使用了597间“同志式”谈话室。“同志式”谈话室悬挂党旗、入党誓词,桌上摆放党章党规,营造出平等、温馨、庄重的仪式感。谈话人对谈话对象均以“同志”相称,以诚恳态度、平和语气、人文关怀进行贴心、交心、暖心的“走心”式交谈,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纪律人,让谈话对象真正感受到组织教育挽救、关心爱护的良苦用心。

  对于这些“实招”,陕西省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陈吉利深有体会。

  在一次对下属进行诫勉谈话前,他认真研究了这名同志的人事档案,并找到其分管领导和同事全面了解情况,对这名同志的成长背景、工作经历、性格特点等做到了心中有数。谈话中,陈吉利从这名同志的岗位职责谈起,跟他一起分析问题原因,讲清利害关系,还注意给他做好心理疏导,帮助他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没有领导式训话,而是同志式交心,不是机械式的循规蹈矩,而是引导式的启发交流,在抽丝剥茧、步步深入的谈话中,这名同志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变了一开始“不服”“委屈”的态度,向组织真诚认错。

  不过,包括陈吉利在内的不少地方干部都认为,诫勉谈话能否谈通谈透,说到底还是要查清事实,这既包括查清诫勉对象的错误事实,也包括掌握诫勉对象的一贯表现、社会风评和其所在单位整体政治生态等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使谈话言之有理、有物、有据、有度,让诫勉对象心服口服。

  “从实践看,适用诫勉谈话,一般都是诫勉对象有错在先,必须做好前期调查,找准这个错,开展谈话才能硬气,心里才会有底气。”在四川省达州市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董之平看来,这考验的是纪检监察干部的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水平。



系列调查 3

诫勉谈话主责在党委

本刊记者 李靔

  “我认为诫勉谈话这项工作不该我来管。”采访中,一位县级政府部门负责人陈新十分肯定地说。在他看来,诫勉谈话是一种处理处分人的方式,理所应当由纪委来谈。

  陈新的想法是对现实工作的一种反映。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许多地方诫勉谈话的主体是纪检监察机关,党委(党组)谈的较少,有的甚至为零。一些地方出台的诫勉谈话工作办法,也只在制度设计上明确了纪检监察机关作为谈话主体的相关要求,没有对党委(党组)负责人作为谈话人作出规定。

  诫勉谈话的主体责任究竟是谁的?

  “发现轻微违纪问题的,上级党组织负责人应当对其诫勉谈话”,《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在第三章“党委(党组)的监督”中有明确规定。实践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党委负主责,诫勉谈话作为第一种形态的重要方式,其主体责任也应该在党委。但为什么实际工作中,党委(党组)开展诫勉谈话的数量远少于纪委(纪检组)呢?

  不敢谈、不愿谈、不会谈,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实践中,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以“一个锅里吃饭”为由,怕得罪人,该诫勉谈话的却以批评教育代替;有的认为开展诫勉谈话只是一种原则性要求,没有考核压力,就当起了“甩手掌柜”;还有的领导干部不知怎么谈,于是遇到类似问题就推给纪委。

  除了党委(党组)方面的原因,纪委(纪检组)也有一些考虑。一位市级纪委监委监督检查室主任谈到,不由党委(党组)实施诫勉谈话,是为了工作的连续性和实效性,“纪委经过前期调查,比较了解情况,转交给党委(党组)去谈,不仅程序复杂,还要让党委(党组)负责人熟悉情况,增加了时间成本”。

  作为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纪委是开展诫勉谈话的主体之一。但专责不能代替主责,党委(党组)落实诫勉谈话主体责任不到位,成为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

  破解这一难题,一些地方和部门已经迈出了探索的步伐。

  坚持管事与管人相结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海关总署纪检监察组进一步明确诫勉谈话实施主体,规定纪检监察组可以商请总署党委书记、党委委员,或者委托诫勉对象所在部门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实施诫勉谈话。在内蒙古自治区,根据纪检监察机关的建议,一些地方党委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作为主谈人,对落实中央扶贫专项巡视、环保督察、扫黑除恶等工作不力的地区和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了诫勉谈话。

  针对有的党委(党组)负责人不了解情况、不会谈等现象,一些地方纪检监察机关不是“一托了之”,而是加强对党委(党组)的协助配合。福建省纪委监委在委托设区市或省直单位党委(党组)主要领导对个别班子成员开展诫勉谈话时,负责联系的监督检查室不仅提供前期已经核实清楚的轻微违纪事实,还派员进行现场协助指导,增强诫勉谈话效果,防止委托谈话走过场。

  2018年以来,陕西省纪委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的监督对象中,有3名领导班子成员受到诫勉谈话处理,其中2人是该室委托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来谈的,并由省纪委派员参加。“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和纪检监察机关‘三转’的深入,纪委不能再事事都冲到一线,而要督促党委把主体责任扛起来。”第四监督检查室主任韩明军认为,通过委托的方式,自上而下传导压力,受教育的不仅是谈话对象,也会促使党委书记提高认识、举一反三,更好履职尽责。

  为进一步压实诫勉谈话的主体责任,有的地方专门出台了制度规定。比如,2017年,四川省彭州市纪委向各镇(街道)、市级部门党组织印发了深入开展诫勉谈话工作的意见,明确当谈话对象为中层正职干部、下属单位主要负责人、村(社区)两委主要负责人,或市纪委责成开展诫勉谈话时,由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并将谈话情况及时报送市纪委。2018年,该市纪委又出台操作细则,规定纪检监察机关可以通过发送建议呈批表,委托基层党组织相关负责人实施诫勉谈话,同时,对诫勉谈话程序、谈话提纲拟定、谈话记录制作等进行了规范。

  “以前我们对诫勉谈话把握不准,谈什么、怎么谈,心里都没底,市纪委监委出台的制度为我们提供了指导。”彭州市社区包村干部周世虎感触颇深。

  2017年,周世虎负责联系的社区居委会移机旧空调产生了2600元费用,由于施工方不能提供正式发票,2018年1月,经该社区党委负责人同意后,以虚增广告制作项目和数量等方式报销了此笔费用。今年6月,该社区所属街道纪工委委托周世虎对该负责人进行了诫勉谈话。谈话中,周世虎既一针见血点明其违规报销空调移机费用的问题,又结合其岗位特点和日常表现,指出了该社区财务制度、监督管理等方面的不足,使该负责人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西安市纪委监委设立的“同志式”谈话室,让诫勉谈话有了庄重规范的场所。

  这样的谈话让周世虎有了新的认识。他表示,操作细则等制度出台后,通过“真刀真枪”的实践,之前自己对诫勉谈话的“抵触感”没了、“陌生感”少了,从一开始落实要求被动谈,逐步变成了发自内心愿意谈。

  变化也体现在数据统计上。2018年彭州市开展诫勉谈话56人次,其中基层党委(党组)实施22人次,较2017年上升9%。今年1至6月,基层党委(党组)实施诫勉谈话9人次,占比45%,较2018年同期占比上升15%。

  除了以制度压实责任,还有一些地方积极为党委(党组)开展诫勉谈话提供平台和抓手。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周泽介绍,原来开展诫勉谈话都在办公室,比较随意,教育警醒效果也容易打折扣。按照省纪委监委统一部署设立的“同志式”谈话室,让诫勉谈话有了庄重规范的场所,基层党组织开展谈话更顺畅、效果也更明显。“在拆违等‘老大难’工作中,诫勉谈话不仅为有问题的干部及时纠偏,还督促他们认真履责,为推进工作、维护稳定提供了助力。”周泽讲道。



系列调查 4

诫勉谈话不能一谈了之

本刊记者 白广磊

  这段时间,游彬过得很郁闷。

  今年4月,由于在项目资金审批上把关不严,作为项目审批部门负责人的他,受到了诫勉谈话。事后,面对同事投来的异样目光,面对领导的不闻不问,他感觉这次谈话犹如挥之不去的污点,管下属、干工作也没了劲头。

  然而,由于他的懈怠,他所在的部门很快就再次出现违规审批项目资金问题。这一次,还未走出诫勉影响期的他,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游彬之所以“错上再错”,除个人原因外,也折射出其单位党组织在他被诫勉后没有及时“帮一把”,而是不闻不问、不理不睬的现象。

  从实践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并非易事,仅靠一次诫勉谈话,很难彻底根除干部的思想“病根”。只有加强后续跟踪,持续巩固谈话效果,做好后半篇文章,才能使诫勉谈话真正在做细做实党员干部监督中发挥利器作用。

  但从采访情况看,一谈了之的问题在各地都有不同程度存在。有的通报函告不到位,开展警示教育也不及时;有的把谈话作为“终点”,忽视个人和单位问题的整改;有的没有对处于影响期内的诫勉对象开展回访教育,导致诫勉对象的心结并未解开,这都极大地影响了诫勉谈话的实效。

  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现象,有党委(党组)的原因,比如有的认为诫勉谈话针对的都是“小问题”,不必“小题大做”;有的怕得罪人,不愿揭谈话对象的“伤疤”,于是对谈话对象的认错态度、思想动态听之任之。对于纪检监察机关来说,也有现实困难。一位省纪委监委监督检查室干部表示,其所在室联系20多个派驻纪检监察组,涉及460多名省管干部,而全室只有6名工作人员。开展诫勉谈话,重心往往集中在前半篇文章上,让他们再把工作延伸到后半篇文章,便显得力不从心。此外,不少地方反映,对于做好诫勉谈话后半篇文章,目前缺乏具体操作层面的制度。

  诫勉谈话是加强日常监督的重要手段,是运用第一种形态的重要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第一种形态“红脸出汗”是各级党委(党组)要做的大量工作,属于其主体责任的范畴。无论诫勉谈话还是其后半篇文章,都离不开主体责任。

  现实中,已有地方迈出探索步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出台的相关办法就规定,干部受到处分处理后,所在党组织要履行日常教育帮扶工作的主体责任,及时安排人员与其谈心交心,帮助其从思想根源上认识错误、汲取教训,尽快消除顾虑、卸下包袱。同时要严格管理,发现思想消极、履职不力甚至出现新的违规违纪苗头,要给予批评纠正并及时报告。

  诫勉谈话后半篇文章是监督执纪工作的自然延伸,纪委监委作为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专责机关,在这方面不应缺位。从目前实践看,通报、函告诫勉情况给相关部门,将诫勉材料归入廉政档案,要求诫勉对象限时提交个人检查或整改报告,列席民主生活会听取诫勉对象作说明,针对诫勉谈话发现的问题下发纪律检查建议函或监察建议函等,都是纪检监察机关做好后半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也是履行监督职责的具体体现。

  采访中,不少纪检监察干部表示,诫勉谈话后半篇文章应坚持“谁主管、谁开展”。他们认为,纪委履行监督职责必须实现对监督对象的全覆盖,但全覆盖并不是要亲力亲为,去盯住每一个监督对象。大量的监督对象还是应该由党委(党组)直接领导管理。在开展诫勉谈话后半篇文章上,纪委如果代替诫勉对象所在党委(党组)去亲自抓、亲自管,就等于种了别人的田,不仅容易造成主体责任丢失,监督责任也会履行不好。只有坚持“监督的监督”职责,一体推进两个责任,才能把诫勉谈话的后半篇文章做细做实。

  对此,有地方已拿出务实举措。福建省纪委监委要求,实施诫勉谈话后,由诫勉谈话对象所在单位负责对其在诫勉期间的监督和考察。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注重诫勉谈话案例的原因分析,对问题发生单位存在普遍性、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及时向问题发生单位提出整改建议,并要求所在单位认真查摆剖析,制定整改方案,抓好整改措施落实,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报告整改情况。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类似这样的做法,正逐步变为生动的实践。

  一所高校财务处长因违规收受红包受到诫勉谈话。谈完话后,当地纪委不仅函告该高校党委加强对该干部的教育管理,还在回访诫勉对象时,对该高校党委开展后续教育监督管理的情况进行了检查。

  一家医院副院长由于违规决策受到书面诫勉。之后,当地纪委下发纪律检查建议书,建议该医院的上级主管部门党组举一反三,及时整改。该党组总结教训,专门修订了落实“三重一大”事项的规定。

  一位市管干部接受诫勉谈话后,其所在市纪委专门发函,要求其所在党组织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安排该干部对诫勉情况作说明,班子成员开展批评。开会当天,该市纪委派人列席,履行监督责任。

  ……

  “在后半篇文章上,纪委不是样样都亲力亲为才叫履责,强化‘监督的监督’来压实主体责任也是履责。”陕西省西安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李红雨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系列调查中部分谈话人及谈话对象为化名。)


在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中体现严管厚爱

陕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 王兴宁

  陕西省纪委监委领导在省稀有金属科工集团纪委调研,了解该单位在纪检监察工作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情况。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纪检监察工作说到底就是做思想政治工作。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强调,“自觉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纪检监察工作全过程”,体现了纪检监察工作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是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三次全会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应提高站位、深刻领会,精准把握、坚决落实,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往深处做、往细处做、往实处做,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努力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聚焦“两个维护”,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纪检监察机关是实现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政治机关,“两个维护”是纪检监察机关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是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的灵魂和根本。履行好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特别是强化政治监督,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同违背“四个意识”、危害“两个维护”的言行作斗争,需要从思想政治分析切入,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始终,从思想政治层面来固化和体现。要通过党性培养、教育感化、净化思想,澄清错误认识,提高政治觉悟,纠正行为偏差,从根本上解决少数党员干部忽视政治、无视纪律、不会看齐等问题,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部署,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专项整治过程中,我们坚持把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首要位置,引导涉案人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刻认识秦岭违建别墅所涉问题不仅是工作问题、贪腐问题,更是背离“两个维护”、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问题。涉案对象接受“走读式”谈话,积极配合专案调查,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西安市规划局原局长和红星,经办案人员苦口婆心教育引导,深挖思想根源,深刻认识到自己严重缺乏党性修养和政治定力,带头违反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不但破坏了秦岭自然生态,更破坏了西安政治生态。陕西省委出台《深入开展“以案促改”工作的意见》,督促各级各部门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开好专题学习会、警示教育会和民主生活会,以案为鉴、洗涤灵魂,从赵正永、魏民洲、冯新柱、钱引安等反面典型中汲取教训,不断提升党员干部政治意识和纪律观念。

  着眼标本兼治,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度。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贯穿着纪律、法律、制度、规矩、理想、道德,是坚决反对腐败、深化标本兼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党性与人性阴暗面的较量,反映了直面心灵、矫正纠偏的思想交锋,体现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内在要求。只有深入细致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从理想信念、初心使命的角度唤醒党员意识,发挥党性教育和政德教化功能,才能促使党员干部发自内心地崇廉拒腐,厚植不想腐的土壤,让不敢腐、不能腐在思想深处扎根。用好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法宝,要始终把校正“三观”、唤醒党性、找回初心作为重要抓手,在消除思想疙瘩、解开认识扣子、洗涤灵魂污垢上下功夫。要针对审查调查对象的违纪违法问题,理思路、摆事实、讲道理,主动研究剖析其心理活动和思想动态,帮助知错认错、悔过改过。要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谈话函询、审查调查、审理谈话、回访教育的全过程,创新办案观念、改进方式方法,充分运用纪法、政策、情理,实现攻心突破。在对陕西省卫计委原党组书记、榆林市委原书记胡志强审查调查过程中,专案组同志耐心教育帮助,采取在“七一”当天为其过组织生活、重温入党誓词、重读党章党规等方式,唤醒入党初心,促使其放下思想包袱,真诚坦白问题。胡志强说,组织就是我的家,是安放心灵的家,要是早些迷途知返,早点回家该有多好啊!在对陕西省发改委原副主任吴新成的审查调查过程中,专案组同志安排其反复学习党章和纪律处分条例,回望入党初心,促使其如实、全面、客观反省问题,实现了由消极对抗到积极配合的转变。全省集中开展违规收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发挥政策宣讲、答疑释惑等思想政治工作作用,相当数量的党员干部主动上缴违规收受的礼金,以自我纠错的行为体现悔错认错之心。

  坚持靶向施治,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精度。要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见人见事见思想。深入了解监督对象身体状况、性格特点、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心理素质、一贯表现等,综合分析研判,对症下药、精准施治,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用交流增进信任,运用有效信息把准监督对象思想脉络,严肃而温和、坚定而诚恳地进行思想交锋交流,使其感到组织可敬、可信,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引导力。要用政策强化感召,综合所掌握的各方面信息,有理有据有节讲清利害关系,帮助其诚心诚意认错悔错改错,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要用事实打开心结,适时运用所获证据佐证违纪违法事实,打消监督对象对抗情绪和侥幸心理,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推动力。一涉案人员在谈话之初曾扬言“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情况”,调查组同志设身处地同其谈思想、做交流,谈纪律、讲责任,促使其正视自身问题,积极配合组织调查,主动交代了行贿数十万元的事实。

  突出治病救人,体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温度。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纪检监察工作落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体现纪法刚性约束,又要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实现惩治极少数、教育挽救大多数的目的。要充分体现教育挽救的理念,突出引导转化,唤醒人性良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促使监督对象深刻感悟组织的良苦用心,转化思想、转变态度,从而相信组织、依靠组织,进而为我们党团结更多的同志,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始终保持平等真诚的态度,转变“审”的思想,多用“谈”的方法,在言行之中、细微之处体现组织关爱,消除对立情绪,拉近情感距离,提高谈话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让“良药不再苦口”。要落细落实保障合法权益的要求,尊重监督对象人格,在日常生活、医疗保障、特殊需要上予以人文关怀,在时间地点、陪同人员、来回接送等方面尊重监督对象意愿。在与一位市委原常委、副市长谈话前,调查组得知其子患有重疾,生活不能自理,特意嘱咐他安排好孩子起居,并让其自主选择谈话时间。这名同志感受到组织的关爱和温暖,主动交代多次行贿的事实,一再感谢调查组的教育挽救。去年以来,全省积极推行“同志式”谈话,设立标准制式、体现关怀氛围的“同志式”谈话室597间,营造平等尊重、轻松温馨的氛围。谈话前把准思想脉搏,做好必要功课,消除疑虑戒心,拉近心理距离,减少沟通障碍;谈话中用好政策策略,直面问题不妥协、不退让,注重保障监督对象合法权益,体察心理需求;谈话后做好思想减压、回访安抚工作,关注情绪变化、加强心理疏导,促使监督对象放下思想顾虑,积极担当作为。目前,全省开展“同志式”谈话3500余人次,督促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取得了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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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勉词源探析与诫勉制度的形成发展

苏绍龙

  从词语和制度演变角度探究,“诫勉”一词在近代以前就多有使用,但并不指向特定的行为模式,随着当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才使“诫勉”有了特殊的制度意义和制度形态。

  在古汉语中,一词往往有多个义项,为了加以区别,就依其中某个词义再造出后起字,“戒”和“诫”就属于此类同源字。“戒”本意表防备、警惕,如《新书·大政》有云:“呜呼,戒之哉!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后引申出教令警省不犯错误的意思,如《荀子·成相》中的“不知戒,后必有”,“观往事,以自戒”,《毛诗序》中的名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等,此意后来便多写作“诫”。“勉”字由“免”和“力”组成,造字的本意是虽然能力不够但仍然尽力去做某事,后来引申出劝人努力、激励的意思。《隋书》记载,隋文帝即位后为梁太子萧琮“赐梁之大臣玺书,诫勉之”,这是现能查知“诫”与“勉”最早的搭配表达之一。后来萧琮“不以职务自婴,退朝纵酒而已”,隋炀帝遂命内史令杨约“宣旨诫励”,无异于对萧琮的一次“诫勉谈话”。宋太宗在位时,令各地方衙署在大堂前立石一块,南向刻“公生明”,北向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字,称为“戒石”,意在使各级官吏进出衙署时都引以为戒。这十六个字的出处实为五代后蜀主孟昶所撰的《官箴》,原文最后一句就有“勉尔为戒”的诫谕。此外,古时“戒”与“诫”还是一种文类,用于军中戒令、自戒、他戒和遗戒等,如盛唐名相姚崇为告诫官员秉公执法所作的《执秤诫》和临终前所撰的家训经典《遗令诫子孙文》。各类官箴和诫文在当时发挥了一定的警示教育作用,而步入现代,“诫勉”逐渐成为常用词,用以表达告诫勉励之意。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员领导干部修正错误、成长进步的法宝。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召开期间,曾三次引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提醒全党要经常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在强调端正党风的基本要求时曾指出,“党章对这些都有明确的规定,每个党组织应该要求每个党员逐条对照,开展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必要的时候要采取纪律措施”。在这个时期,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间谈心谈话、互相批评和检讨检查等具有诫勉意义的活动,更倾向于党的组织生活和思想政治工作范畴,尚未加以专门提炼和制度塑造。上世纪90年代,山西、河北、湖北黄冈和四川宜宾等地方,政府、法院和军队等系统的部分单位,先后试行领导干部诫勉制度。有的地方和部门创新诫勉的过程管理,如四川宜宾建立诫勉问题的挂账销账管理法;有的作了较全面的制度设计,如黄冈地委对诫勉的对象、情形、形式、跟踪考核和处理都作出相应的规定。这些探索为党中央谋划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使诫勉制度成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基层创新精神的制度产物。

  1998年5月,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对诫勉作出规定,要求对在考核中被评定为基本称职的领导干部提出诫勉,限期改进,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其领导职务。次月印发的《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提出,总结推广实行诫勉制度等干部监督方面的经验,逐步形成制度规范。中央纪委也充分肯定各地方和部门试行的诫勉谈话等制度,认为能够发现问题,早打招呼,及时提醒,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2003年底,党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把实践探索出的一些好做法、好经验上升到法规制度层面,其中就包括专设一节规定的谈话和诫勉制度,规定领导干部有政治思想等方面苗头性问题的,应当及时对其进行诫勉谈话。这是中央党内法规首次对诫勉制度作出总体规定。

  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连续对建立健全谈话诫勉等制度作出部署。2005年全国被诫勉谈话的领导干部就达5.6万人次,有的还被调整岗位或给予纪律处分,“诫勉”一时间成为热词,并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底,党中央印发《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规定党员领导干部有不认真履职给工作造成一定损失等7种情形的,应对其进行诫勉谈话。经诫勉谈话没有改正或者改正不明显的,予以批评教育并督促改正,或者作出组织处理。这是首部对诫勉谈话的适用情形、运用开展和跟踪处理等事项作具体规定的中央党内法规。此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诫勉的制度网越织越密,各项规定日渐深入人心,制度效能日益凸显。

  2015年6月,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提醒、函询和诫勉的实施细则》,细化了领导干部虽不构成违纪但造成不良影响,或者虽构成违纪但根据有关规定免予处分而应当对其进行诫勉的13种情形,规定除谈话方式外,还可以采用书面方式进行诫勉。

  2016年7月,党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将诫勉作为对失职失责、情节较轻的党员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在这前后,《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等监督执纪法规对诫勉作出衔接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等条例的监督追责条款,《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等数十部中央党内法规的相关条款先后吸收规定诫勉措施,使诫勉成为“红红脸、出出汗”的常态措施,推动监督执纪由惩治极少数向管住大多数拓展。

  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监督、调查和处置职责,规定监察机关根据监督、调查结果,对有职务违法行为但情节较轻的公职人员,可以采取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和诫勉4种处置措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等监察法配套规定也对诫勉等措施进一步作出规定。2018年修订的公务员法将其第九章“惩戒”修改为“监督与惩戒”,并增加诫勉为监督处理公务员有关问题和处理违反该法规定情形的措施。这些衔接设计使诫勉同时成为党内监督执纪和国家监察处置的重要方式,是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具体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要解决党内存在的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问题,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讳疾忌医、有病不治,本来可以医好的病症就会拖成不治之症”。诫勉制度正是通过“诫”看清问题所在,通过“勉”找准改正方向,既体现及时施药动刀的严管,又体现真诚关心帮助的厚爱,在遏苗头、打露头、防源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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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

  诫勉谈话相关规定(摘编)

  对失职失责、情节较轻的,应当以谈话或者书面方式进行诫勉。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2016年7月8日)

  坚持党内谈话制度,认真开展提醒谈话、诫勉谈话。发现领导干部有思想、作风、纪律等方面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有关党组织负责人应当及时对其提醒谈话;发现轻微违纪问题的,上级党组织负责人应当对其诫勉谈话,并由本人作出说明或者检讨,经所在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报上级纪委和组织部门。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2016年10月27日)

  对于党员违犯党纪应当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但是具有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本条例分则中另有规定的,可以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或者组织处理,免予党纪处分。对违纪党员免予处分,应当作出书面结论。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8年8月18日)


从诫勉谈话工作看“三转”的持续深化

本刊评论员

  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作出的重要部署。诫勉谈话是纪检监察机关履行监督第一职责的利器,尽管有的地方在操作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被诫勉谈话人数持续增长、谈话质效不断提升的实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纪检监察机关“三转”的持续深化。

  政治机关的职责定位更加清晰。诫勉谈话不是一个新名词,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中央就多次对这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但在过去,纪检监察机关以办大案要案论英雄,对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甚至轻微违纪问题关注不够,诫勉谈话这种日常监督方式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形同虚设。党的十九大后,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标本兼治不断深化,纪检监察的工作重点也发生了变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加强日常监督、整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工作逐步摆上重要日程。与此相适应,诫勉谈话逐渐成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的重要方式,并紧盯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不担当、不作为特别是在“三大攻坚战”中的失职失责行为。从盯违法到盯违纪,再到把监督挺在前面,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用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纪检监察机关是执纪执法机关更是政治机关的特点进一步鲜明。

  执纪执法方式稳中求进。纪检监察工作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根子是做思想政治工作,这就要求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方针贯彻执纪执法全过程,实现良好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诫勉谈话的本质就是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从理想信念、初心使命的角度唤醒党员意识,教育和感化犯错误的党员干部,帮助他们回到正确轨道上来,厚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土壤。实践中,一些地方把谈话对象当作“同志”而不是要突破的“对手”,不断创新方式,改善环境,让谈话对象切实感受到组织是在帮助他、挽救他的良苦用心。这种“同志式”的工作方式方法,正在成为一种理念贯穿于监督执纪、审查调查工作中。从以“撬开嘴、拿证据”为目的到回归“教育人、挽救人”的初心,从单纯抓惩治到一体推进“三不”机制,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方式方法稳中求进,更加适应新时代纪检监察职责使命,更加符合党和人民的重托和要求。

  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压实主体责任。作为第一种形态的重要抓手,诫勉谈话的主体是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和党的工作部门。无论是诫勉谈话本身,还是巩固谈话成果的后半篇文章,仅靠纪检监察机关一家是做不了、也做不好的。实践中,针对一些党委(党组)不愿谈、不敢谈、不会谈等履责不力的突出问题,不少地方纪检监察机关探索建立委托移交、协助配合等压力传导机制,党委(党组)开展诫勉谈话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实践表明,对纪检监察机关而言,把监督挺在前面,不是要盯住每一个监督对象,而是要紧紧盯住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通过监督这个“关键少数”,督促其肩负起抓班子、带队伍的主体责任,这样才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推动两个责任贯通协调、形成合力,把全面、从严的要求落到实处。从冲在一线、“包打天下”到坚守监督的监督职责、一体推进两个责任,不仅体现了纪检监察机关对“协助职责”的深刻理解,更彰显了敢担当、善作为的工作作风。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诫勉谈话逐步规范的过程,也是纪检监察机关“三转”适应形势发展、伴随改革推进不断深化的过程。当前,全党正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作为党的政治机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更要对标党中央要求、对标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找准差距、补齐短板,不断提高各项工作水平,推动“三转”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快转、实转、科学转、有效转,为纪检监察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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